文化临汾:回望“平阳商人” 再创临汾辉煌

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以敢为人先的商业胆识、不畏艰辛的创业精神,万里行贾,勤俭经商,以义取利,形成了卓越不群的文化特色,蕴育了深厚的晋商文化。

晋商起源于晋南,然后向北发展,最后在晋中形成鼎盛。明清两代,晋商辉煌五百年。

为了丰富晋商文化内涵,临汾市组织专家学者对“平阳商人”文化进行了挖掘、整理和研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通过展现“平阳商人”的辉煌,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干事创业热情,谱写新时代临汾发展新篇章。

平阳商人研究的时代价值

山西商人最为鼎盛时期是在明清五百年,跻身全国十大商帮前列,号称“山右商人”“山陕商帮”“晋商”,称雄商界,声名远播。事实上,明代全国有名的晋商是以晋南(临汾、运城)和晋东南(长治、晋城)商人为主,号称平阳商帮和泽潞商帮。

明清五百年间,平阳商人经营盐、粮食、棉布、烟、典当、钱庄等,其影响直到民国。如山西首富亢家就是平阳人氏,据《清稗类钞》《骨董琐记全编》等记载,山西多富商,尤以亢氏为最,资产数千万两,富可敌国,埒于王侯。临汾亢园,“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通,间有婢媵出窥,皆吴中妆束也”。扬州小秦淮亢园,“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晚清民国之际,襄汾南高村刘笃敬荣任山西商会会长,成为平阳商人和山西商人的杰出代表。

此外,在临汾市尧都区、襄汾、洪洞、翼城、浮山等地,著名商业世家密集,如洪洞李家、董家、刘家、许家,临汾亢家、王家,襄汾梁家、尉家、刘家、王家、丁家、毛家、卢家,汾西师家,曲沃李家,霍州安家等。至今,省内外尚有多处临汾商人出资兴建的晋商会馆(山陕会馆)。据张正明先生的《晋商兴衰史》统计,当时全国晋商会馆322处,市一级有56处,其中临汾就有30处。明清两代,仅北京而言,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店多为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万全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平阳商人首创和经营。除经济实力之外,平阳商人的文化影响也十分深远。在清末黑水城发现的宋金木版年画均出自平阳,平阳麻笺在清代被指定为皇宫用纸,北京琉璃厂著名字号英古斋、德宝斋、晋秀斋等也大多由平阳商人开办经营。

作为明清晋商重要组成部分和明代晋商最主要代表,开展平阳商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收集相关史料,还原历史真相,丰富、充实晋商文化研究内容,使平阳商人乃至晋商文化研究更全面、更丰富、更生动。

其二,通过研究平阳商人,发掘蕴藏于这一群体中的文化精神和时代价值,不仅可以重估平阳商人在中国经济史中的重要地位,也能再现其为人处世中的智慧。如勤俭创业、诚信待人的家训,在保存至今的平阳商人宅院中,无论是对联牌匾还是砖雕木刻,历历可见,倘加发掘大有助于家风传承。

其三,加强与平阳商人相关的家族宅院、商业字号、历史遗存的建设与宣传,强化临汾文化内涵,在文化定位、对外宣传、旅游产业等方面打造新名片。襄汾丁村不仅以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丁村人闻名,更保存了明万历至民国时期集中连片的大院40余座,全国罕见;地处古太平县的汾城古镇有6处“国保”单位,类似地方还有不少,如能统一规划,保护修复,形成与学术成果相互支撑的历史文化遗址圈,使优秀文化资源看得见、摸得着,将对临汾转型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晋商源于晋南的优越条件

平阳商人是指崛起于明代、延续至民国,以今日临汾为中心,明及清前期一度包括运城在内的商人群体。平阳商人率先兴起有如下优越条件和动因:

一、晋南所在的地理位置为平阳商人兴起提供了交通优势。山西地域南北狭长,南连中原腹地,北接塞外草原,中部系列盆地构成的通道是中原农耕文明和塞外草原文明相互交流的纽带,这条通道南北分别连接内陆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而晋南地区正处在这条通道南段,交通区位优势明显。临汾大中楼四面的“东临雷霍、西控河汾、南通秦蜀、北达幽并”题词石刻正是对这种区位优势的生动注解。

二、晋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和资源禀赋为平阳商人兴起奠定了经济基础。临汾、运城盆地海拔较低,水土光热资源组合较好,是山西最适宜发展农业的地区,一般北方农作物均能种植,更重要的是拥有丰富的食盐资源。此外,该地区还拥有丰富的铜、铁等矿藏,可为发展手工业提供资源。

三、悠久的经商传统为平阳商人崛起植入了文化基因。晋南是华夏文明发源地。春秋时期,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大力发展商业,奠定了晋国霸业的经济基础。春秋战国之际的大商贾猗顿利用晋南草场、盐池资源发展畜牧业和工商业,成为与陶朱公范蠡齐名的富豪,可视为晋商开山鼻祖。元代,平阳已经发展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被马可·波罗称为“很重要的大城市”。

四、地狭人稠的现实是平阳商人崛起的重要推动力。历史上晋南地区一直是人口较多的区域,“地狭人稠”之类记述屡屡见于文献。明初,山西省人口比河北、河南两省总和还多,虽然经历了著名的洪洞大槐树官方移民,遗留下来的人口仍然很多,且增长迅速,人地矛盾并未得到有效缓和,人们迫于生计,贸迁有无,远走他乡。

五、明代“开中制”的实施为平阳商人崛起提供了政策机遇。明朝建立后,为解决边地驻军物资供应,于洪武三年(1370)推行“开中制”,鼓励商人将粮食、布匹、草料等物资输送到边地换取盐引,凭盐引到盐场领取食盐,然后到指定区域销售。“开中制”中最重要的两项物资食盐和粮食正是晋南地区的优势资源。时人谢肇淛记载“富室之称首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其富甚于新安”,其中,山右商人指的就是平阳和泽潞商人。可见,当时平阳商人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力量,是率先利用“开中制”政策崛起的晋商群体,堪称晋商的源头。

与时俱进的商业经营之道

明弘治五年(1492),户部尚书叶淇变法,改“开中制”为“折色制”,盐业政策发生变化。在“折色制”下,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纳粮换取盐引,而是在内地就可以到盐运司纳银换取盐引。失去“极临边镇”区位优势的平阳盐商与时俱进,抓住新的商机,调整经营思路,或旅居淮浙继续经营淮盐,实现“边商”到“内商”的身份转换;或控制长芦、河东盐区后,渗透其他行业及地区,实现以盐为主、多业经营的战略改变。

平阳盐商经营业务的扩展、行商区域的辐射、商业模式的转变,不仅推动平阳商人“贸迁四方”,而且开启晋商称雄商界的崛起之路。从服贾东齐、垄断邱县盐业的洪洞商人左复隆,到开设盐号、兼营当铺、钱庄的襄汾盐商杨世堂;自手持运城盐池25%股份的襄汾南高村刘家,至有“北安西亢”“南季北亢”之称的平阳府亢家;再如,盐号遍布晋南、两淮等地的乾嘉巨富襄汾王家,名列晋南八大家的洪洞杜戍董家,由官入商的洪洞苏堡刘家等,实力雄厚,影响深远。

平阳商人将土地经营视为重要的支柱产业。典当起家的洪洞草集刘家在山东置田2000多亩;襄汾南高商人刘笃敬于河南叶城、方城、南阳等地置田万余亩;平阳府亢氏“宅第连云”,陈粮万石,“仓廪多至数千”,在京师设立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粮店。土地所获收益多转为商业资本,实现流动资金的良性循环。

从平阳商人在京师所营业务来看,其行业分工具有明显的籍贯特征。控制京师油行的是临汾、襄陵商人,主营香油、花生油、豆油、胡麻油等。此外,还开办酱菜、酒、绸缎、杂货、钱铺、纸坊等商号,如驰名京华的“六必居”“涌福坊”“长顺公”。在京经营纸张的21家临汾商号,具有调控京师纸张市场的能力。太平商人主营布行、杂货,曲沃商人多业烟,浮山商人创办的“都一处”誉满京城,翼城商人则为京师布行主力。

平阳商人与其他商帮之间存在行销区域划分。曲沃商人创办的“永兴和”烟坊,主销临汾、屯留、长子等地,“兴隆昌”西销碛口、柳林、陕北地区,“日生昌”北销张家口、漠北蒙古,“东谦亨”则远销俄罗斯。潞安商人圈定京师铁货市场,翼城铁货行“蔚隆章”则开拓陕、甘、宁等地市场。行销区域各有侧重,不仅避免市场争夺,而且有助于构建商业路线。曲沃烟业逐渐形成了从归绥西行包头、新疆到塔尔巴哈台,自张家口经多伦到呼伦贝尔,以及由库伦到恰克图、经西伯利亚进入莫斯科的商业线路。

随着商业的繁荣,平阳商人与其他商帮区域合作日渐增多。在南京布出口恰克图的中俄贸易中,翼城布商从江浙购买布匹,于苏州整染后沿运河北抵通州,汾州商人接手运至张家口、归化,经草原到恰克图,共同完成“南布北销”以及与俄罗斯的对外贸易。随着平阳商人分流及商业策略转换,出现资本之间的“合本共作”,劳资之间的“朋合营利”“合伙而商”等模式,均已具备现代合伙企业无限责任、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典型特征。

平阳商人是晋商的重要源流,以其制度创新、雄厚实力领先其他商帮而成为晋商翘楚。

秉持以义取利的商业道德

勤俭治家是平阳商人创业的根本,勤为开源,俭为节流,两者结合才是创业之道。

“勤”表现在平阳商人为生计常年奔波、不辞劳苦,“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俭”表现在平阳商人不但省吃俭用,而且“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经营。

诚信是商业贸易中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机制。平阳商人意识到,只有建立一个秩序稳定的金融环境才能让利润最大化。为此,他们采取各种措施,维护金融秩序。如制定了《同行商贾公议戥称定规概》,革除当时“改换戥称,大小不一,独纲其利”;与政府合行“公议通行元银,公私出入永远以九成为定制”,消除金融市场中低色银问题。

平阳商人凡事以道德信义为标准,他们认为义利相通,“买卖不成仁义在”,在经营活动中“重廉耻而惜体面”,这种商业意识成为其获得商业成功的秘诀。如清代浮山商人齐至盛,“贸易淮扬间,出入均平,公私称便,尤好义推贤”;临汾商人卫铠“以世家为临汾安仁坊盛族,谢资江湖间,财惟以义取”。

平阳商人在经商中坚持“义利相通、以义取利”的价值观,他们把钱财视为身外之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积极回馈社会,践行善举。洪洞商人刘志居家勤俭而轻财尚义,康熙辛丑大饥,“出粟数百石于里中煮粥,以赡贫者”;洪洞商人乔億杰嘉庆年间“倡捐粟两千余石,并出资修废坠,以工代赈,全活甚众”。

平阳商人致富后,富而不骄,为人仗义,除乐善好施,赈灾济贫外,还举力修桥筑路、兴办学堂等,地方志中记载颇多。如洪洞苏堡商人刘镇“不为募疏乐捐,独己资二万余金,为桥二十四洞”;洪洞绅商刘光昱等人“在乾隆乙酉捐输银三千两重修洪洞玉峰书院”;临汾商人徐宝源“见乡里多以贫废读,计惟义塾可庇寒士,遂议兴修,欲助经费。恐难持久,犹嘱儿孙以继其志”;蒲县商人张子厚“性喜施与,里中无力婚葬者,辄资助之,亦不责其偿”。

平阳商人所秉持的“勤俭创业、诚信经商、以义取利、利物济人”商业道德,是在长期的难苦创业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种优良品质,不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到了晋商商业道德的建构和发展。

奔走贸迁推动文化大传播

平阳商人奔走贸迁,足迹几乎踏遍全国,每到之处,带去的不仅仅是白盐黑铁,还有积淀深厚的平阳木版年画、平阳麻笺、蒲州梆子等文化特产。

清末,俄罗斯探险家在甘肃黑水城发现两幅宋、金时期的木版年画,一幅为《关公图》,另外一幅《四美图》,均出自平阳,是目前全国发现最早的木版年画。

明清时期,久负盛名的平阳木版年画几乎涵盖了平阳府各个县域。木版年画品种繁多,仅襄汾单家庄就有120余种。数以千计的画坊,年销版画10万份之多,销往全国20多个省,影响巨大,盛况空前。

版画与造纸业的发展相辅相成。平阳盛产麻纸,元明清时期,销量几乎占据全国半壁江山。清代“平阳麻笺”被指定为皇宫用纸,当时,各部大臣及地方官员向皇室呈文大都用“平阳麻笺”系列产品中的“呈文纸”。清代北京的纸张店多为临汾和襄陵人经营。据《晋商学》载:“北京琉璃厂内许多有名的古董字号都是晋商开办的”,10家晋商平阳商人占据其中7席,分别是“英古斋”“德宝斋”“永宝斋”“渊识斋”“晋秀斋”“永誉斋”和“振寰阁”。可见,除了“六必居”和“都一处”等带给京都舌尖的享受外,平阳商人还让整个王朝享受了极致地书写文化体验。

明初,平阳商人离乡背井,为了缓解思乡之情,不惜重金邀请家乡戏班前来演出,久而成风。各地的平阳会馆中多有戏楼,北京现存的会馆戏楼中,历史最长、建筑最精美、规模最大;同时,也最具皇家气派的就是明末清初的平阳会馆戏楼。平阳商人的足迹行至何处,代表其文化特色的蒲州梆子就落户到哪里。如山西蒲州的梆子戏班庆和班在清初甚至加入了土默特旗王府戏班。

平阳商人还将昆曲带回了山西。目前,在山西南部,即明清时期的平阳府辖地发现了数十通昆曲的戏台题记,如洪洞县上张村舞台上刻有“道光七年(1827)天下驰名江南全福班在此演出”。集中出现的史料表明,清代昆曲在山西的主要传播地为平阳府,平阳商人当立首功。

关帝庙数量居全国庙宇之首,这也是山西商人尤其是平阳商人推进的结果。

“开中制”后,平阳商人借天时、地利在盐业上迅速崛起,而关帝的故乡就在临近盐池的平阳府解州,当地传说关帝就是盐业保护神。得此家乡战神庇佑,平阳商人带着自己的精神信仰远离故土,奔赴千里之外。平阳会馆均供奉关帝,有些会馆直接名为“关帝庙”。据统计,全国至少有80座平阳会馆或山陕会馆被称为“关帝庙”。

平阳商人把当地文化不断传播到全国各地,在日久年深的渗入与融合中,推动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特质的行程。

刘笃敬倡导晋商实业救国

时至近代,平阳商人的义利观由早期的“利物济人热心公益”进一步升华,尤其在清末,他们倡导实业救国,与列强展开商战,不仅推进了近代中国工商业发展,还捍卫了中华民族尊严。在此过程中,平阳商人刘笃敬最为典型。

刘笃敬1848年出生于平阳府太平县(今临汾市襄汾县)南高村的一个商业世家,1875年山西乡试乙亥科举人。在其后进京会试期间,结识维新志士杨深秀,一起探究维新救国之路。戊戌变法后,杨深秀被害,惟刘笃敬不顾压力,为杨深秀操办丧事,并将其灵柩运回山西闻喜原籍。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大肆向中国倾销商品,民族工商业步履维艰。刘笃敬弃职离京返回山西,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他远赴日本考察工商业,学习掌握了近代资本市场商品竞争的规律和策略。回国之后,对刘家在晋、陕、甘、豫开设的300多家商号采用近代企业模式进行改造,大胆投资创办近代工业。

刘笃敬的锐意进取和与时俱进,使其很快在晋商中脱颖而出。1905年,他出任山西商务局总办,倡导晋商实业救国,当年,联合刘懋赏、冯济川率先在阳泉开办铁炉沟煤矿,独资开办磺矿公司、“庆成窑”“永春煤窑”等。刘笃敬还积极兴办近代工业改善民生。1908年,斥资兴办山西第一座发电厂,开办太原电灯公司,为太原城区提供照明。1914年,投资兴办机器面粉厂,同时,还扶持盘活停产多年的绛州纱厂,成立“新绛工业公司”,投产织布业,开山西近代工业之先河。

在倡行实业救国过程中,刘笃敬深感发展近代工商业非改善交通运输不可,他联合三晋士绅吁请清政府修建太原至蒲州铁路,与英商福公司在山西的路矿权垄断形成竞争。1907年,山西同蒲铁路有限公司成立。1908年,刘笃敬主持同蒲铁路建设,接任公司总办。

英商福公司凭借1898年签订的侵权协议,包办山西平定、盂县、潞安、泽州以及平阳各属煤铁矿产,不准本地商民开矿,山西的争矿运动随之兴起并持续发展。刘笃敬为此赴京与英商福公司交涉,经过两年多的竭力抗争,1908年1月20日迫使英商福公司签订《赎回开矿制铁运转合同》,山西赎回平定、盂县、潞安、泽州、平阳各地矿权。在与英商争夺山西路矿权过程当中,刘笃敬还支持刘懋赏、渠本翘等人组建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

1909年,山西咨议局成立后,刘笃敬担任副议长、议长并任保晋公司总经理。1916年,辞去职务返乡养老,1920年,病逝,享年73岁。

刘笃敬作为近代平阳商人的杰出代表,开创了山西煤炭电力工业和铁路交通发展的先河,是山西近代工业的奠基者;他领导支持山西历史上著名的“争矿运动”,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的大义情怀为后人敬仰。

平阳商人研究的资料利用

开展平阳商人研究,就今临汾市域范围而言,有很多资料可供利用。

首先是书面资料,包括方志、谱牒、诗文集、日记等。清代到民国,临汾各辖县所编县志,尤其是晚清民国县志,均有商人商业资料,包括物产、实业、交通、商务、人物等卷目;新编县志、乡镇志、村志有部分类似资料。反映商人家族的谱牒尚有不少保存,如洪洞马牧许家、洪洞草集刘家、洪洞苏堡刘家、襄汾南高刘家、襄汾丁村丁家、襄汾师庄尉家、翼城北绛孙家、翼城王庄北丁翟家,对平阳商人世系、事迹、家规多有记述,如《张瑞玑诗文集》《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东游纪略》等。

其次是实物资料,包括碑刻、书信、账簿、行商指南、杂抄等。现在临汾市所辖17县(市、区)保存有大量碑刻资料,其中,关于商人商业的碑刻目前已知约有200通,包括墓志墓碑、会馆碑、捐资碑、集会碑、禁约碑等,从明朝中期到民国,分布县域以襄汾、翼城、曲沃、洪洞、侯马、浮山、尧都区为最多,其中三分之一为商人墓志,碑刻所见商人经营以盐、粮、烟叶、棉布为主,商人家族有襄汾县南高刘氏家族。这批碑刻,一半以上在以前的晋商研究中未曾利用过,有极高的利用价值。

商人书信,现在尚有大批保存,主要集中在民间收藏者及商人后裔手中,多是在外地经商的临汾商人寄回家乡问候亲人、汇报在外情况。账簿存量也不少,或线装或函装,涉及商号、货物品种、收支明细等。行商指南,如行商路程,多为经折装,有函套,襄汾商人为最多,如《赴台儿庄商号路程里数折》,记录了从太平县永固村家中出发至台儿庄,沿途所经各地名称、里程及“打尖”“宿店”。杂抄,汇账目、指南、里程、歌谣谚语等内容于一体。当然,实物资料更包括尚存数量众多的商业老物件、照片、古宅大院等。

再次是口述资料,包括平阳商人及其员工伙计后裔的采访记录和回忆录,均为丰富平阳商人商业历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此外,外地保存的商业文书,其中多有涉及平阳商人。如1994年,晋中地区发现的抄本《行商纪略》和《行商遗要》,记述了清代从祁县总号到湖南安化茶山基地行程,属于“万里茶道”或曰“茶叶之路”中的“大西路”,其中,一段从茅津渡上岸经由夏县、曲沃高显镇到达祁县,说明临汾乃此茶商“大西路”的必经之地。祁韵士《万里行程记》记载高显镇曰:“镇为曲沃县所辖,直隶省栾城、获鹿所出棉花、布匹,贩运者皆卸集于此,商旅甚多”,足见当时高显镇商贸活动之盛。

平阳商人研究成果,目前,已有《晋商史料全览·临汾卷》《翼城晋商史料》《尧都文史·晋商专辑》《襄汾文史资料·晋商专辑》《襄汾明清富商》《丁氏家族与丁村》《爱国实业家、晋商领袖刘笃敬》《师庄尉家传奇》《话说高显》《家国往事》等,具备一定研究基础。在推动经济转型、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的当下,开展平阳商人研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有助于临汾乃至山西省文化研究及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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